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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的妈妈是同性恋”

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声音:我真的不觉得我妈妈这样有什么变态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,可是又没有办法去跟社会的声音对抗。我心里的声音逐渐被削弱了,可是它又一直都在。

文|实习生 周小琪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

编辑|苏晓明 校对|郭利琴

11岁那年,黄惠侦第一次从长辈口中听到“同性恋”这个词,说的人是她母亲。

那是一个台湾的短发妇女,颧骨很高,看起来沉默寡言。她的职业,是做“牵亡”(台湾的一种祭祀仪式)的法师。

这些年来,她的母亲总共交往过十多个女朋友。在家里,黄惠侦和母亲除了每天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,没有别的交集。

在黄惠侦的家庭中,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。他是一名油漆工,嗜赌,爱家暴。黄惠侦10岁时,母亲带着她和妹妹从家里逃了出来,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一段漫长的时间里,黄惠侦怨恨自己的母亲,“我为什么是一个‘变态’生的小孩?”她曾经极度缺乏安全感,常在梦中看到母亲离去的身影,留下她和年幼的妹妹。长大后,她试过逃离,却又因责任感重返家庭。

直到1998年,她拿起摄像机,将镜头对准母亲。太多疑问缠在黄惠侦心里:妈妈喜欢女人是正常的吗?为什么妈妈爱女朋友要比爱我们多?为什么我们明明是相依为命活过来的,却好像陌生人?

有人不解,认为摄像机是一把挑开伤疤的利剑。但她将拍摄视为母女和解的过程:“这台摄影机看似暴力地介入了我们的生活,但我是靠着它才有胆识去靠近我妈妈的。”

拍摄用了将近20年时间,黄惠侦将片子取名为《日常对话》。据台湾媒体报道,这部纪录片先后拿下德国柏林影展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、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两项大奖,并将代表台湾参加第90届奥斯卡外语片竞逐,成为首部代表台湾出赛的纪录片。

最近,我们找到黄惠侦聊了聊。谈及这段经历,她已经足够坦然。即便被问到一些尖锐的问题,她的语气也不会有太大的起伏,始终温柔又从容。她向我们袒露了这些年内心的痛苦与挣扎,以及和母亲从撕裂到和解的全过程。

口述者:黄惠侦 39纪录片《日常对话》导演

我是‘变态’生的小孩

 

从我有记忆开始,妈妈就顶着一头像男生的短发,喜欢穿衬衫长裤,平时也很少打扮。

小时候还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,直到我开始上国小,看见同学的妈妈送便当到学校来,她们都留长发、穿裙子,我突然发现:咦,我妈妈好像和别人不太一样。

我们一家生活在社会底层,妈妈的职业是做“牵亡”的法师,爸爸是个油漆工,嗜赌,平时几乎不在家。

正在做“牵亡”表演的黄妈妈。图片来自纪录片《日常对话》

7岁时,一个经常和妈妈一起工作的阿姨开始频繁在我家出入,她们经常会一起出门打牌、喝茶或者看歌仔戏。

我很嫉妒这个阿姨,因为妈妈在家里不太跟我们说话,脸上也不会有笑容,但她和阿姨在一起的时候,总是说说笑笑,看上去很开心。

有一天,我听见她们的朋友开玩笑说,阿姨是我妈妈的老婆。

当时我也不觉得惊讶,因为她也没有伤害别人,只是喜欢的人是同性而已。在那时,我还不知道有“同性恋”这个词。

到了11岁那年,我记得很清楚,有一次长辈们聊天聊到了我妈妈,说她是“同性恋”,是一个喜欢女人的女人,这样是不正常的、是变态的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“同性恋”这个词,我开始思考:原来喜欢同性的人,有些人会认为她是不正常的。

我想了解什么才是“同性恋”,但当时同性恋在媒体上出现都是非常负面的新闻,什么同志情杀案、同志轰趴吸毒之类的。跟同性恋相关的书籍也都被放在医疗相关的书架上,里面都说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。

当时我所能获得的所有咨询都是负面的,我就一直感觉自己被困住了,内心有非常多的冲突和挣扎。

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声音:我真的不觉得我妈妈这样有什么变态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,可是又没有办法去跟社会的声音对抗。我心里的声音逐渐被削弱了,可是它又一直都在。

我开始怨恨妈妈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,怨恨我为什么是一个“变态”生的小孩,更让我怨恨的是,我妈爱她的女朋友好像总是比爱我们要多。

逃离

 

我的父亲从来不养家,而且还会家暴,妈妈身上的钱都被他拿走了,连吃饭的钱都不剩。那时我经常做一个梦,梦见妈妈一个人走了,留下了我和妹妹。

10岁时,妈妈带着我和妹妹从家里偷偷逃了出来,逃得匆忙,除了身上穿的衣服,什么也没有带。

听我妈的朋友说,她看见我父亲提着一把刀在到处找我们。那段时间我们东躲西藏,钱都是问妈妈的朋友借的。因为没有钱,妈妈挣了一些钱回来,好不容易才租了房子,稳定了下来。

之后因为没有户口簿,我就没有再上学,而是跟着妈妈学做“牵亡”表演。但我不想做“牵亡”,我想像其他人一样去上学。

那些年,我和妈妈生活在相同的空间里,但我们就像是同个屋檐下的陌生人。除了桌上的饭菜,我和她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。

每天早上,妈妈总是先于我醒来,她会先准备好我的午餐,然后出门。

每天傍晚,妈妈会在外面吃过晚餐之后才回家,静静地梳洗完毕后,又回到属于她的房间,打开收音机关上房门,在晚上九点睡去。

我们之间没有嘘寒问暖,没有母女间的心里话,更没有“我爱你”。我很羡慕那些家庭和睦的小孩,甚至会羡慕那些会跟父母吵架的小孩,因为我和妈妈连话都不怎么说,更别提吵架了。

我对她的印象就是她常常不在,都是跟她的女朋友在外面玩乐。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个想法,就是逃离这个家的一切,逃离我妈。

到了20岁,我才第一次付诸实践。

那段时间妈妈交了女朋友,她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女朋友去打牌、赌博,甚至还背负了一笔不小的债务。我觉得没有办法再承受了,就下定决心要离开她。

黄妈妈和朋友们一起打牌。图片来自纪录片《日常对话》

 

我搭上了离开家的列车,到了外地,分别在一家自然导览工作室和玻璃工厂找到了工作。

然而,在工作了一年后,我又回去了。那一年我想了很多,我是家里的老大,上有妈妈,下有妹妹,我身上还有责任在,必须得要撑住,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。

重点是,我发现我还是很在乎我妈妈。

妈妈不是‘变态’”

 

1998年,我遇到了纪录片导演杨力州,他来拍我们的“牵亡”表演。那时我才知道,原来只需要一台小小的DV摄像机,我就能自己来拍一部影片,它可以在电视上被传播。

我也想自己来拍一部纪录片,就去社区大学报了名。我原本只是想去学拍纪录片,但学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。

社区大学是由一群搞社会公益的人创立的,他们创校的目的是做知识解放,所以那里有很多不同论著的书籍。

看了那些书我才知道,原来作为这个社会的少数,不管你是一个同性恋,或者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,甚至你只是一个身体上有障碍的人,当你成为这个社会的少数的时候,就是会招来一些异样的眼光。

我的内心终于没有那么挣扎了,我终于明白,妈妈不是别人口中的“变态”。

学成之后,我决定要自己拍一部纪录片。拍摄最原始的动机是愤怒,我对整个社会带给我们的偏见和标签感到愤怒,我希望帮我们这样生活在底层的少数族群讲话。

但当时还没有想好拍什么,就先把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我和母亲。

从1998年到2012年,我用摄像机零零散散地拍了很多我和母亲的日常生活,妈妈也渐渐习惯了家里有个人拿着摄像机走来走去。

2012年,我生下了女儿,新生命到来的喜悦在家中洋溢,有些原本坚硬的东西好像也随之柔软了下来。

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,我也慢慢体会到了做母亲的心情。我非常惊讶的是,当女儿生病了、受伤了,我心中除了心疼,居然还会感到自责,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,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她才会生病、受伤?

我开始思考:当我妈妈看见我生病、受伤时,她会是什么心情?她到底爱不爱我和妹妹?为什么我们明明是相依为命活过来的,却好像陌生人?

如果在平常,这些问题我都不可能问得出口,所以我想到了以拍纪录片的形式来把这些问题问出来。我希望通过拍摄纪录片,来更多地了解她,从而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,甚至希望我妈也能达成和她自己的和解。

妈妈当时已经快60岁了,老年人该有的疾病——高血压、高血脂,她一个都没落下,所以也不知道将来还能和我们相处多久。

我告诉她,我很想趁她还能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把我们家的故事记录下来,将来我女儿长大了,也可以通过这个片子回忆起当年的故事。另外,2012年台湾正好开始提同志婚姻的修法,我也希望通过这个片子对台湾社会产生一些影响。

妈妈听了后,只闷闷地回了一句“嗯”,但我知道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了。因为如果她不想做某件事,就会直接说“我不要”。

“我知道你一直很讨厌我”

 

这台摄影机看似暴力地介入了我们的生活,但我是靠着它才有胆识去靠近我妈妈的。

如果说摄像机是一把刀、一把枪,它对着的人从来都不只是我妈,还有我自己。在它的见证下,我了解到了很多妈妈不曾提及的过去。

拍摄过程中,舅舅和姨妈告诉我,在他们那个年代,乡下女生年纪大了还没嫁,大家就会催她赶紧嫁,而且祖宗桌上是不会供奉未出嫁的女儿的。

在社会压力的逼迫下,我妈跟我爸结了婚。

长辈在聊到我父母的婚姻时,说了一句话:“女人长大了就是要嫁人,不然要做什么?”但当我问他们关于母亲性取向的问题时,他们都会装作不知道,回避这个问题。

这些年来,妈妈总共交往过十多个女朋友。其中一个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,妈妈是一个对伴侣很温柔的人,会经常叫她“宝贝”,还把所有的钱都给她花,甚至会亲手给她洗衣服。妈妈曾告诉她,我和妹妹也不是她亲生的,而是领养来的。

访问这位阿姨时,我一直在笑,但听到这些话,我有很多复杂的感受。妈妈从来没有叫过我“宝贝”,我和妹妹也是她亲生的。

可是我最大的感受是为妈妈难过。她居然需要在她的女朋友面前,编出很多套剧本,来描述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子。我倒不认为这叫说谎,而是一种她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方式——不去面对它。

提到往事,妈妈很痛苦。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时间,她也想过自己独自离开,又怕留下的两个女儿会被饿死,才决定带着我们一起走。

刚逃走的那段时间,妈妈特别害怕,她怕我们出去做“牵亡”时会被爸爸抓走,每天晚上都要等到我们回来了她才能放心。

拍摄最后一场对话时,我和妈妈坐在餐桌的两端。妈妈沉默了许久,低下头说“我知道你一直很讨厌我。”

我忍不住哽咽了,“我觉得是你讨厌我,但我还是很爱你,要不然我当时出去工作了也不会回来,不用回来扛那些债务,不用三天两头就看你发脾气。”

我看到妈妈的头更低了,紧接着的是更为长久的沉默。

黄惠侦拍摄的与妈妈的最后一次对话。图片来自纪录片《日常对话》

聊完后,我和妈妈第一次回到了原来住的那间房子。十几年前,我的父亲在这里自杀死去,虽然有别的住户搬了又走,但妈妈和小时候的我都被困在了这里,没有真正离开过。

现在又重新回到这里,这一次,我希望我能带着妈妈,真正离开这个家。

漫长的和解

经过这段漫长的拍摄过程,我渐渐理解了我的母亲。

从社会普遍的标准来看,母亲必须要大爱无私、无怨无悔地为孩子付出,要把所有的资源、时间都让渡给小孩。我的妈妈好像没做到这一点,但对我来说,她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了。

因为这是一段她从来都没想过的人生,她没有想过要一段婚姻,也没有想过要两个小孩,但她突然有了。她只能尽她所及,用她的方式去做她认为一个母亲该做到的事。

比如,她不会让我们饿着,只要她有钱,就会买很多东西给我们吃。因为在她成长的年代,她的父母也没有满足过她物质生活以外的情感需求,她不知道原来父母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。

她认为父母能够让孩子都有东西吃,让他们长大成人,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。

有人指责过我,说为什么要拍摄这么私人的题材。但是,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,很难有纯粹叫做私人、个人的事情。

我们家经历的这些事情,一看就觉得特别不幸,但当你把它放到整个社会的脉络去看时,你会发现不是只有我们家在经历这些事:很多女性长到一定年纪就要被嫁出去,这段婚姻可能也不是她想要的,但因为这个社会给我们的框架在那里,没有其他多余的选择。

而且事实证明,我们在经历这场对话之后,我们的关系才终于改变。

我们现在讲的话比以前要多很多。我偶尔会提醒她要吃药、要多运动,她还会讲她跟她的女朋友去做了哪些她觉得好笑的事情,这些可能在寻常家庭没什么,但我们过去连最基本的关心的话都不敢开口,我觉得这样的改变对我来说已经够了,它已经非常大了。

12月初,妈妈提出要我陪她出门买一辆新的摩托车。妈妈骑着旧摩托,我抱着女儿坐在后座,看着妈妈并不宽厚的脊背,在风中笑得很开心。

因为妈妈的个子不高,我们最后选了一辆小型的浅蓝色摩托。我叮嘱她,千万不要用这辆摩托载我女儿,不安全,但她偶尔还是会趁我不在载着我女儿去庙口看戏。

女儿告诉我,阿嬷(外婆)会偷偷跟她抱怨:“你妈妈好啰嗦。”

啰嗦就啰嗦吧,至少这让我更加确信,我和妈妈之间已经和解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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